崔中波

近日，媒体爆出“云南农业大学校内豪华酒店惹争议”。3月14日，校方否认是五星酒店，并表示，这是该校采取BOT模式引进企业全额投资建设的教学培训综合楼，是校企合作模式的“大胆创新”。（3月15日中国新闻网）

校企之间虽然可以靠“合作模式”互惠互赢，但高校应有个“谱”。在这两者之间，后者更是对应着教育的法纪边界与基本伦理。

事实上，利益对教育尤其是对高校的侵蚀，早已不是什么传闻：某高校打着学术交流旗号建起经营性的奢华酒店；某大学将校园建筑冠名“真维斯楼”换取企业捐助……凡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而支撑这些吊诡现实的，是更为诡秘的教育管理者心理：校内的所有，土地、教学楼、宿舍，乃至一桌一椅、一室一屋，但凡有可能带来“好处”的，无不挖空心思开发之，同时疯狂迷恋外在的光鲜亮丽和奢华堂皇。这一切，都折射出高校管理行为、教育理念的异化。

云南农大的“五星酒店”贴着“高校异化”商标，显然，这个商标本身承载了太多功利化的元素，这与其说是高校的不幸，不如说是式微大学文化下整个教育的悲哀。而眼下看来，撕掉这一“商标”的有效方法，便是重新审视大学制度，避免大学工具性被无限扩大，在剔除掉原本不属于大学职能的同时，推进大学去行政化——这任务，注定任重而道远。